2002年，我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調到中國人民大學做老師，最初是作為“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歸口哲學系管理。不過，那個研究所因為種種原因并沒有真正啟動，也沒有具體的研究項目，所以我便在哲學系“掛單”。
既然到了學校，就要上課、帶學生。當時哲學系實際主持工作的張志偉老師建議我在西方哲學教研室帶碩士。學生的興趣是研究維特根斯坦，很顯然，這內容我指導不了，在西哲教研室的其他老師的幫助下，學生完成了學業。這樣，我很“奇異”地有了一個學西哲的學生。不過，這個學生碩士畢業之后，就轉而讀中國哲學的博士了。
不知什么機緣，第二年我就改在中國哲學教研室帶碩士。但我在中國哲學教研室的“身份”一度不甚明朗，《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原著選讀》這些專業性比較強的主干課，主要由比較資深的宋志明、向世陵、彭永捷等教授開。
那我應該開什么課呢？這個時候，我的博士論文《制度化儒家及其解體》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并有一些反響，我就問系里，在教學方案中是否有“儒學”方面的專門課程。一查，果然有一門《儒學源流》，原先是楊慶中教授開過。不過慶中兄因為《周易》研究名重天下，專業和選修課的需求很旺，已經有一段時間沒開了，這樣我就接過了這門課。
21世紀初，儒學的“名聲”還很成問題，我自己也比較傾向于“中立”“客觀”地研究儒學，有朋友稱我這種立場是對儒學在近代的衰落“幸災樂禍”。這么說雖非全無道理，但忽視了一種比較普遍性的現象，即許多21世紀以來的儒家思想的同情者大多是從“批判”開始的。
大概我也屬于天生的不安分者，經過一段時間對儒家經典的閱讀，我認為以原先的“中國哲學史”（我們最初接觸《中國哲學史》是任繼愈先生主編的）的方法來研究中國的思想傳統是“不匹配”的。因此，參與了當時爭論激烈的“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討論。
就現在的狀況來看，葛兆光先生是正好在撰寫《中國思想史》，陳少明先生則是在思考將思想家和思想事件還原到“歷史場景”中，而我自己的關切則在儒家與傳統中國的社會制度的關系上。因此，我所設想的《儒學源流》課程，就不僅僅是儒家思想的發展史，也是儒家與中國制度的關系史。
2006年，我的另一本著作《制度儒學》由世紀文景出版，這也意味著我對儒家與中國制度關系的思考更為系統化。因此，我的《儒學源流》課，在內容構建上分兩部分，前半部分講一般意義上的儒學史，后半部分講“儒學與中國社會”。
有兩件事推進了課件的豐富和完善。其一是“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的征集，我就以這門課的內容提交，雖然全國大多數的大學并沒有“儒學概論”或“儒學源流”課程，但教材卻獲得了立項，這就意味著必須把以前講課的提綱轉變為“教材”出版。其二是當時中國人民大學進行教學改革，設立了一系列通識課，當時的教務處領導決定讓這門課進入第一批通識課。在教材和課程的雙重推動下，《儒學概論》的撰寫必須啟動。
也有很多機緣讓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別有意義。2007年前后，我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學。香港中文大學對于現代新儒家的思想發展至關重要，錢穆先生可以稱之為這所學校的創辦人之一，現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都在此設壇講學。因此，我把在中文大學訪學的機會看作是“回顧”儒學史、思考儒學問題的最好機會。每天在新亞書院的錢穆圖書館找一張桌子坐下，總有一種與那些先賢同在共感的“詫異”。
2009年，《儒學概論》作為國家級規劃教材出版了，但并沒有取得其他教材一樣的成功。因為除了我自己開設這門課程，只記得柳河東在太原科技大學用過這個教材，并沒聽說其他學校開設過此類課程。
《儒學概論》
2013年，我調到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工作，這個研究院是由湯一介先生創立的，由北京大學哲學系管理。
我除了在哲學系開設一些研究生課程之外，也在全校開設選修課，主要是《儒學與中國社會》和《現代中國的建立：思潮、制度和人物》。后一門因為列入北大的核心通識課，所以選修的人比較多。
選修《儒學與中國社會》的學生雖然不多，但我對這門課是十分上心的。這門課延續了在中國人民大學講《儒學源流》的基本結構，但內容已經有很大的改變。僅就儒學史部分而言，我對先秦儒學、漢代儒學和近現代儒學的認識有了巨大的推進。
對于先秦儒學，我認為所謂的百家爭鳴，其實是其他各家與儒家之間的爭鳴；對于儒學的發展而言，孟子和荀子具有同樣的重要性。漢代儒家，其與政治的關聯，和對于天人關系的論述經常受到后世儒家的批評，我認為就儒學對于中國社會的影響而言，漢代思想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性。尤其是經學的形成和發展，構成了儒家價值的基礎。
就近現代儒學而言，我個人十分關注康有為和章太炎在儒學面臨數千年大變局之際的作用，而不同于傳統將現代新儒家視為是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回應的看法。這樣，將現代儒學的核心關切做了重大的調整，也意味著對儒學發展的未來使命有一些新的設想。所以，我就決定出版一部簡明的儒學史作品，一是滿足讀者了解儒學發展史的需要，二是闡明我自己對于儒家思想的過去、現代和未來的一些想法。
《儒學小史》脫胎于《儒學概論》的“儒學史”部分。只是這次將之單獨以“儒學小史”出版，其實已經完全是“內容翻新”。對比起20多年前的情形，我頗有感慨。
《儒學小史》
第一，如今許多儒家經典有了新的、更為完善的版本，特別是湯一介先生主持的《儒藏》已經陸續出版，錢穆、唐君毅、徐復觀等新儒家代表人物的作品也都有了簡體字版。這意味著對儒家思想的現代發展感興趣的學者可以輕易地獲得更多的資料。
第二，大陸學者通過20多年的努力，使中國大陸毫無疑問地成為世界儒學研究的中心。儒學所遇到的困境與中國近代化的歷程息息相關，儒學如何走出困境，關鍵也在于能否為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提供思路。有關這些問題的思考，也為我的儒學史寫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三，大眾對儒家思想價值的認識也已經逐漸轉變。從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角度來說，儒學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現代價值已經得到了肯定。在百姓日用的層面，儒學在修身齊家和社會治理上的意義，也已經通過鄉村儒學等嘗試而得到展現。
第四，通過天下體系等問題的研究，儒家對于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也能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
總而言之，儒家是“活”的思想，現代中國的實踐既是儒家活力的體現，也將為儒家在未來的發展提供新的活力。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文化中最為核心的內容，如果以孔子作為起點的話，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梁漱溟先生說，中國文化因為理性早啟，故而儒家并沒有發展成為一神教或其他類型的“典型”的宗教形態。如此，儒家帶有即凡而圣的特征，既不離人倫日用，又不失超越性。
儒家以仁愛思想為樞紐，強調家庭和社群的重要性，但并沒有將愛局限于血緣共同體，而是強調愛的普遍性，與萬物渾然為一的民胞物與的境界。
儒家以修身為本，以良知的自覺來孕育君子之德。在朝則美政，在野則美俗。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造就中國人剛健有為、厚德載物的理想人格。
儒家歷經兩千多年而不衰，然亦多有曲折，基于不同的立場與入手點，各有千秋。比如錢穆先生從經學的角度，認為儒家的發展可以分為六個階段。牟宗三則從儒家的現代生命開拓入手，認為儒學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現代國家的建立乃是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內在使命。杜維明先生從儒家思想的世界化的角度，認為儒家經歷了中國、東亞向世界的發展階段。無論何種角度，他們都相信在中華文化經歷奇劫巨變的現代性的挑戰，由花果飄零而必能重獲生機。
本書則采取了更為客觀的態度，以中國歷史發展為背景，從儒家思想的創立，到經學化的漢代、吸納外來思想的魏晉、宋元明清的理學和近代以來的新儒學等，力圖從儒學形態和精神的轉變來勾勒儒家思想一以貫之又生生不息的歷程。
近十年來我一直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開設儒學課程，在反復的講述和體會中，累積了自己的認識。這本小冊子則是在這些講稿的基礎上，結合其他個人化的研究成果而梳理出來的，希冀給眾多試圖了解儒家發展源流的人，提供一條簡明的儒家精神演化的路線圖。
幸由世紀文景的何曉濤先生接納，并經由編輯李頔先生及潘宇等人悉心地校訂文字和核準引文，或將錯謬減至最少。香港中文大學的鄭宗義先生及北京大學圖書館哲學分館的王文利女士亦提供了諸多文獻資料上的幫助。在此深表謝意。
干春松
2018年11月
作者：干春松，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儒學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孔子研究院“泰山學者”特聘專家，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兼職博士生導師，中華孔子學會常務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