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本名董萍，然自1986年在《學術月刊》、《哲學研究》等刊物最早發(fā)表文章以來，一直用“董平”署名。
我出生在浙江省衢縣（現(xiàn)在叫衢州市了），那一天是1959年9月4日。1975年高中畢業(yè)后，各單位做臨時工三年。1978年考進杭州大學中文系，1983年再考進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是該所第一屆碩士研究生的六分之一。1986年進入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從事中國哲學的專業(yè)研究。后來又考進復旦大學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師從潘富恩先生。曾經(jīng)做過浙江省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的所長。2002年正式調(diào)到浙江大學哲學系。曾做系主任七年。現(xiàn)為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擔任浙江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浙江大學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在長期的學術研究過程中，我也有過多次出國學習、訪問的經(jīng)歷。到過印度、美國、比利時、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斐濟、泰國、新加坡以及港、臺等地，或留學、或訪問、或講學。
在學術上，我自以為興趣廣泛，算是“雜家”，不是“專家”。長期以來，我一直在這樣幾個方面開展自己的學術工作：
一是先秦儒家道家哲學研究。先秦時代是中國文化基本規(guī)模的確立時代，雖諸家并出，而必以儒道二家為最重要，中國文化中的許多基原性問題，是由儒道二家奠定的。我關于先秦儒家道家哲學研究，在已經(jīng)出版的作品中，主要體現(xiàn)在《先秦儒學廣論》（2015，收入2014年之前發(fā)表的相關論文）以及《老子研讀》（2015），此外還有諸多論文。
二是宋明哲學。若以儒學為中國文化的主流形態(tài)，則宋代以降的“新儒學”運動，實為中國文化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最大轉折。我關于宋明理學的研究，除有關王陽明研究的專著（如《王陽明的生活世界》2009，2018）以外，還有諸多論文。部分收入我的論文集《宋明儒學與浙東學術》（2016，收入2014年之前發(fā)表的相關論文）
三是“浙東學派”，“浙東學”是宋代以來“新儒學”運動中所出現(xiàn)的一個與朱、陸頗不相同的學派，基于我本人的研究，我確認以呂祖謙為代表的“浙東學派”是“歷史哲學學派”，與朱熹理學、陸氏心學鼎立而三，為北宋以來“新儒學”運動所達成的基本思想形態(tài)之一。在浙東學研究方面，我的主要作品有《浙江思想學術史：從王充到王國維》（2005）、《陳亮評傳》（1996）、《浙江精神之哲學本源》（2006）以及諸多論文。
四是中國佛教哲學。佛學之輸入中國，為中國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中的一大事件，對于中國本土文化而言，佛教一直是一個“有意義的他者”，對中國文化的發(fā)展起到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關于中國佛教的研究，除專著《天臺宗研究》（2002）以外，還有諸多論文。
五是古籍整理。我碩士畢業(yè)于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重視古籍文獻的閱讀與整理，是當年業(yè)師姜亮夫先生所立之“師法”。姜先生以“修辭立誠”為教，學術視域宏大，不專主一端，而以“小學”為根基。我雖轉入哲學的研究，然師教未嘗敢忘，長期以來之所以從事古籍文獻的整理，蓋亦繼志而述事之一端也。古籍整理方面的作品，已經(jīng)出版的有《王陽明全集》（合作，1992）、《鄒守益集》（2007）、《甘泉先生文集內(nèi)外編》《楊簡全集》等等。
此外，我也從事一些翻譯工作，但以印度哲學方面的譯事為主。
學術研究是個無止境的事。章實齋曰：學者須有宗主，而切不可有門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則為我所奉為“宗主”者。墨家謂“言有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我稱“本者”為“歷史原則”，“原者”為“現(xiàn)實原則”，“中”者為“價值原則”。凡所言立，雖“有本有原”，而不合“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的價值原則，則亦不立可也。唯合乎“三表”，則歷史原則、現(xiàn)實原則、價值原則三者統(tǒng)一，是亦本人從事學術研究之基本指導思想。然前路無竟，未知其抵止，但以此自勵云。
